高山族(高山族服饰)

高山族(高山族服饰)

赛德克·贝尔的剧照

文|李想

长期以来,文艺片、青春片几乎是台湾省片的代名词,《赛德克巴莱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台湾省片的刻板印象。这部长达四个半小时,号称“史诗”的影片,以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血腥场面,再现了1930年台湾省原住民的抗日斗争——“五社事件”。这一事件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省最后一次激烈的叛乱,造成134名日本人死亡,并导致日本驻台湾总督被撤职。

“文明洗礼”激起反抗

是台湾省原住民语言的音译,中文意思是“真正的Sedek”。在我们的教科书中,台湾省的少数民族统称为高山族。高山族实际上又细分为阿美族、泰雅族、赛德克族等14个民族,在台湾省统称为“原住民”。被称为台湾历史之母的原住民,在客家人、闽南人等汉人移居台湾省之前,已经在岛上生活繁衍了8000年。

对于本土的日本殖民者来说,这是一个相当头疼的问题。他们虽然只占台湾人口的2%,但大多体格健壮,有着坚定而原始的民族信仰,是一个难以征服和“教化”的族群。尤其是赛德克人,性格坚韧,善于战斗。1910年,日本当局出动1000多名警察,用大炮征服了塞德克居住的“雾社”地区。五社地区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,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轻轨和公路,逐渐开发了这一地区。1930年前后,五社已发展成为山城,被日本当局视为“模范地”,官员和达官贵人经常光顾。雾社的当地青年和部落首领也被派往日本访问,接受“文明的洗礼”。

高山族(高山族服饰)

赛德克·贝尔的剧照

日本殖民者意图在台湾省长期发展,逐渐将压制和防范策略转变为“教育同化”。他们在山区设立公厕、墓地、卫生所等设施;引导原住民种稻、养蚕、植林,以取代原住民旧有的狩猎生活;利用土著人民进行山林开垦;广设“范统教育学院”普及日语;派驻警察严格管理部落;禁止山民纹身、葬屋、猎取仇人头颅等原始习俗。

表面上看,日本人的做法似乎给“野蛮”的部落带来了“文明”,但一厢情愿的“施舍”违背了原住民原有的生活习惯、风俗习惯和信仰,必然会引起反抗。

千百年来,塞德克人遵守祖先的指示,遵循四季,从事狩猎、农耕、编织等传统生产活动。日本统治后,原住民狩猎必须向日本警察局申请才能获得枪支弹药,编织材料的种植也受到管制。失去了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充当日本人的劳工和女仆,而一些日本人则因为自己的优越感而欺负原住民,或者利用原住民不会计算,从而占他们报酬的便宜。中日本人经常征用部落男子去伐木。赛德克人视森林为圣地,樟树为守护神。砍伐樟树让人感到害怕和愤怒。在运送樟树出山的路上,为了保持樟树完好,日本警察不准拖地,让原住民扛在肩上。

高山族(高山族服饰)

赛德克女人

婚姻问题也在原住民心中种下了愤怒的种子。日本在台湾主政之初,鼓励日本警察娶部落首领和权贵的女儿为妻,以了解“甜蜜的感情”,方便其统治。这些警察在日本往往有妻子,他们娶的附近的土著妻子被称为“内妻”。日本法律不承认妻子,土著妇女经常被遗弃,包括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团领导人莫娜·卢道的妹妹。她嫁给了日本督察近藤一三郎,几年后丈夫下落不明。作为一个贵族的妹妹,人民在她遇到混乱的时候讨厌她,最终抛弃她。

“野蛮的骄傲”,砍死134个日本人。

1930年的一天,部落里一对年轻男女结婚了,一个新来的日本警察巡逻路过。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正在饭桌上帮忙杀一个祭品。看到日本警察,他拿起一碗酒,热情地走上前去,试图拉着日本警察的手给他买酒喝。没想到,日本警察嫌他手脏,用拐杖划开了Dado Mona的手。心存怨恨的达多·莫娜和他的哥哥巴索·莫娜一起,将新来的常驻警察殴打致死。

高山族(高山族服饰)

日本人向五社山地部落开火。

新仇旧恨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几天后,部落里的年轻人包围了莫那鲁道,要他带领大家反击日本人。莫鲁道看着那些年轻人的白脸——他们都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纹上赛德克族的图腾。按照传统,只有脸上有纹身的人才能结婚生子;没有纹身的人,永远会被当成小孩子,被嘲笑,以后永远无法通过传说中的彩虹桥看到自己的祖先。就像电影海报上说的“孩子,你能用你雪白的额头走过美丽的彩虹桥吗?”为了捍卫种族传统和祖先的荣誉,莫那鲁道决定采取行动,即使种族被毁灭,英雄的灵魂也终将获得自由。告诉年轻人:日本人比森林里的树叶还密,比浊水溪里的石头还密,但我反抗的决心比赤来山还强!如果文明要我们卑躬屈膝,就让你见识一下野蛮的骄傲!

召回定于1930年10月27日。为纪念一位日本王子的去世,台湾省总督府举行了台湾省神社祭,五社地区则举行了联合运动会。运动会在一所学校举行。当所有的日本人、警察和家属都聚集起来的时候,莫那鲁道率领六个部落的300多名赛德克战士突袭,喊着“外省人(日本人)连孩子都不放过!岛民(汉人)不杀!”在攻击命令下,134名日本人被砍死,26人重伤,215人受伤。死者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。

另一方面,莫娜·卢道命令她的两个儿子袭击日本警察局,杀死所有日本警察及其家属,切断所有日本电话线,缴获枪支180支,弹药23037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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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社起义领袖——莫那鲁道(中)

起义部落有近千人被杀,还有几个被消灭。

日本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。驻台部队少将·弥彦调集3000多名军警,配备山炮、机枪等优势兵力,赴乌什讨伐。从1930年10月28日到1930年12月26日,参与起义的6个部落的1234个总人口中,有644人死亡。日方还利用部落间的世仇,劝说有山地作战经验的部落包围莫那鲁道。1931年4月,亲日部落道泽社袭击起义幸存者,杀害起义部落214人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第二次五社事件”。经过这两次镇压,起义部落只有不到300人幸存,被迫迁出五社地区。

在抵抗的过程中,莫那鲁道带领所有的人撤退到马赫坡山洞。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没有后顾之忧,赛德克的老人和女人都上吊自杀了,树林里布满了尸体。莫那鲁道的妻子上吊自杀,随后莫那鲁道枪杀了两个孙子,并连同妻子的尸体一起放火。他骑着他的三八式长矛,只身深入深山,在大崖饮弹自尽。他48岁了。四年后,他的尸体被日本人发现,但并未完全腐败。它的一半变成了木乃伊,并作为标本展出了许多年。直到1973年10月27日,雾社事变43周年,台湾省政府才将莫娜·鲁道的遗体接回雾社安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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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社起义英雄

抗日战争胜利后,日本在台湾省的统治结束。关于“五社事件”的讨论终于解禁了,但仍是台湾省人不愿轻易提及的话题。今天的赛德克人主要居住在台湾省的南投县和花莲县,大约有六七千人。在日本殖民者“教育同化”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原住民,对日本的感情要比他们的父辈复杂得多。而赛德克人在起义中出于民族仇恨杀害了许多无辜的日本妇女儿童,在今天看来是不人道的。对于台湾省内一些人来说,“五社事件”很难用“爱恨情仇”“善恶”来回顾,充满纠结与痛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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